建國初期，名優白酒企業陸續組建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釀酒的國家之一，最早誕生了用谷物釀造的低度黃酒。公元前16世紀，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酒字出現，在當時，只有奴隸主階級才有飲酒條件，并以酒作為祭神的必備貢品。酒的需求量因而日益增加。在河南鄭州和安陽殷墟中發現的釀酒作坊遺址說明當時的釀酒業已經相當發達。

　　公元前10世紀的西周，釀酒業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相當大的手工業部門，國家設有專門掌管釀酒的官職“酒正”。秦漢時期，國家層面多次禁酒，多數時候釀酒也是官辦。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漢武帝初榷酒酤，實行酒類專賣。但漢朝起，農業發展刺激糧食增產，酒的產量也大大提高，民間釀酒和飲酒之風屢禁不止，于是，開始實施稅酒政策，允許民間釀酒。到唐宋時期，經濟和文化的繁榮推動了釀酒業的進一步發展。與此同時，煉丹術的發展推動了蒸餾技術的發展和白酒的誕生，到元代時已經相當普遍。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谷四·燒酒》中記載有：“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近時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麥蒸熟，和麴釀甕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明清和民國時期，相繼誕生了諸多名酒。

　　陜西省鳳翔縣，古稱雍州，不僅是周禮文化的發源地，同樣也是我國著名的酒鄉。對于鳳翔縣最早的釀酒文化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時期。柳林酒興盛于唐代，唐初即被列為貢品，宋神宗熙寧十年之前，鳳翔酒稅收入在天下諸州酒稅定額中占居第三位。到了明清時期，蒸餾技術被用在釀酒上，西鳳酒的真正前身“鳳翔燒酒”誕生。但是，由于戰亂到1949年時，柳林鎮的釀酒作坊只剩下7家，產量微不足道，瀕臨停產。1929年至1933年，全縣白酒產量僅為25噸左右，產量最高的1942年也僅為2400噸。1956年在柳林鎮原有釀酒作坊基礎上，建立了年產1000噸的“西鳳酒廠”，第二年開始生產“鳳凰牌”西鳳酒。

　　宋代宜賓紳士姚氏家族私坊采用大豆、大米、高粱、糯米、蕎子五種糧食釀制 “姚子雪曲”，是五糧液成熟的雛形。公元1368年的明朝初年，宜賓人陳氏繼承了姚氏產業，總結出陳氏秘方，五糧液用的就是“陳氏秘方”。在明清時期，達官貴人稱五糧液為“姚子雪曲”，平民百姓稱之為“雜糧酒”。1909年，晚清舉人楊慧泉品嘗該酒，認為此酒集五糧之精華而成玉液，建議更名為雅俗共賞的“五糧液”。1929年正式改名為“五糧液”。抗戰時期，五糧液一度停產。50年代初8家古傳釀酒作坊聯合組建而成的“中國專賣公司四川省宜賓酒廠”，1959年正式命名為“宜賓五糧液酒廠”。1958年，國家撥款60萬元，使全廠產酒能力達到1141噸，構成了五糧液酒廠的最初規模。

　　古井貢酒的前身是"九醞春酒"，是曹操令手下釀造的。曹操將"九醞春酒"及釀酒方法"九醞酒法"獻給漢獻帝劉協，獻帝大加贊賞，把它作為宮廷用酒。從此，亳州一帶釀酒作坊如雨后春筍發展起來。明萬歷年間，閣老沈理在萬歷帝的慶典上，將"減酒"進貢朝廷，萬歷帝飲后連連叫好，欽定此酒為貢品，命其年年進貢，"貢酒"之名由此而得。然而到了清末，特別是民國時期，百姓不堪重負，致使糟坊荒蕪，工人背井離鄉，古井也隨之埋沒。1959年．政府為重振"貢酒"雄風，幾次撥款興建古井酒廠，以恢復"貢酒"的生產。

　　明末清初，在水土俱佳的四川瀘州就有經營曲酒的糟房，至解放前，相繼增加到36戶。白酒行業成為瀘州的經濟支柱之一。1950年，以“春和榮”作坊為首，牽頭組建了“瀘州曲酒聯營工業釀造社”；以“福壽同”酒坊為首聯合成立了“瀘州市義中曲酒釀造社”。1951年，“義中”、“定記”、“溫永盛”、“曲聯”四家私營酒社又聯合曲酒作坊19家，恢復生產性窖池82口；川南人民行政公署在瀘州以贖買的原“瀘縣金川酒精廠”為主體，吸收了未參加聯營的另外17家曲酒作坊，正式成立了“川南區專賣事業公司國營第一曲酒廠”。當年白酒產量便一舉達到了3831噸。1958年，曲酒產量達到1211噸。

　　清朝中期茅臺酒的生產已相當發達，清舊遵義府志記載“茅臺燒房不下二十家，所費山糧不下二萬石”。解放前，茅臺酒受戰爭影響，生產凋敝。僅存榮和、成義、恒興三間酒房。1951年，榮和、成義、恒興三家酒廠開始公私合營組建國營茅臺酒廠。1952年正式成立，年產量75噸，職工60余人，并于1953年開始通過廣州、香港、澳門出口外銷。

　　隨著成都釀酒業的不斷發展，在清乾隆五十一年即1786年，在香火極盛的大佛寺附近，陜西王姓客商的三代孫開設了“福升全酒坊”。并引“薛濤井”水釀制出了，當時以酒香醇甜、爽口尾凈而遠近傳聞的“薛濤酒”，而這也是全興大曲的最早前身。清道光四年即1824年，福升全酒坊已經成為了成都的老字號酒坊。為了擴大經營，新酒坊——“全興成”正式開設。在“薛濤酒”的釀造工藝上，進一步改造完善，釀出了酒質更佳的“全興大曲”。且在數年之間，全興酒名震川內外，擠進了當時的名酒行列。1950 年，“全興老字號”等酒坊被當時的川西專賣局贖買下來，并且沿用了傳統工藝去釀酒，所釀的酒仍為“全興大曲”。1951年，政府采用贖買的方式接納了水井街“福升全”和臨近的花果酒廠，成立了地方國營成都酒廠。

　　1882年，鄉紳王協卿在杏花村創立寶泉益釀酒作坊，以產“老白汾”酒聞名于世，1915年易名為義泉泳。1919年中國第一批具有現代企業特征的股份制釀酒企業之一--晉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山西太原成立。1932年晉裕汾酒有限公司收購義泉泳釀造廠，改名杏花村第一造酒廠，即為杏花村汾酒的前身。1949年6月，晉裕公司杏花村造酒廠和杏花村另一造酒廠德厚成造酒廠合并成立了杏花村汾酒事業專營部，后更名為國營杏花村汾酒廠。當時，全廠職工僅36人，固定資產8300元，年產白酒131噸，利稅4100元，產值不足15萬元。

　　1904年，生產回沙郎酒的“惠川糟房”誕生，1933年成立“集義酒廠”，1950年郎酒停止生產。這46年間郎酒均為小作坊生產，采用茅臺酒傳統工藝。1957年恢復生產。

　　1919年，綿竹當地“有大曲房25家，歲可出酒十數萬，銷路極廣”，后來發展為30多家，有酒窖116個，最高年產為三百五十多噸；1941年，綿竹釀酒業已經初具規模，酒坊已經有兩百多家，產酒達兩百多萬公斤。當時較為出名的大小曲燒房有著乾元泰、大道生、第一春、曲江春、朱天益等38家。1951年5月，在朱天益等燒房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地方國營綿竹縣酒廠，即劍南春的前身。

　　1937年，遵義市北郊董公寺（地名）的程漢章開設酒房，在總結當地釀酒經驗的基礎上，改進配方和釀造工藝，先名窖酒。因酒質好，銷路漸廣，聲名遠播，于是根據慣例更名董酒。解放初期停產。1957年，由地方政府撥款擴建，年產50噸，后增至80噸。

　　1946年，泰安作坊主人設宴邀請當地文人雅士品嘗美酒，而眾人品酒后，取“沱泉釀美酒，牌名譽千秋”之意，將酒坊所釀出來的美酒命名為“沱牌曲酒”，且一直沿用至今；1951年，泰安作坊正式改組為地方國有企業射洪沱牌曲酒廠。

　　解放前，雙溝鎮原有“全德”“廣盛”“涌源”三家糟坊，最高產量49噸。解放后，三家聯合組成地方國營雙溝酒廠，年產量81噸。后逐步進行改造擴建，1963年達到976噸。

　　1948年11月，蘭陵解放后，在蘭陵古鎮東醴源私人酒店基礎上，聯合八家私人大酒店和三十余家私人作坊組建了山東蘭陵美酒廠。

　　1949年，為了改進提高生產，節約釀酒糧食，以實驗推動華北白酒工業發展，華北就業專賣總公司成立了北京實驗廠，當年開始生產具有北方白酒特色的二鍋頭，年產20.5噸。

　　1952年10月，在富順成、公利、魁勝號、義信共4家燒鍋的基礎上正式組建牛欄山酒廠。

　　1958年7月，經山東省人民政府批準，將原孔府自家私釀酒坊組建為曲阜酒廠（孔府家酒業有限公司前身）。

　　文君酒的名字來源于漢代賦圣司馬相如之妻——才女卓文君。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愛情故事流傳已久，而卓文君的故里就在成都邛崍縣，古稱臨邛。1951年，政府改組了當地的燒坊，成立了后來的四川國營臨邛酒廠。1966年，文君酒被更名為臨邛酒，后又改回文君酒。

　　武漢三鎮釀酒始于漢代，至清代末期已有百余家酒坊，釀有冰橘燒，桂花燒，竹葉青，漢汾酒等十幾個品種。1952年，在“老天成”等幾家糟坊基礎上建成的武漢酒廠，沿用傳統工藝，繼續生產漢汾酒；1962年在提高質量的基礎上生產特制漢汾酒；1984年改稱特制黃鶴樓酒。

　　1952年，以產“德酒”而有名的馬萬隆糟坊為首，集合了當地72家糟坊，繼承常德傳統釀酒工藝的常德酒廠在崔氏釀酒坊舊址上建成，并在1959年成功試制出濃香型的“德山大曲”；在六十年代末，當時茅臺酒廠年產量極低，供需也頗為緊張，很多地方都試圖打造“本土茅臺酒”。當時常德酒廠也派出了一眾技術人員前往茅臺酒廠學習，在歷經兩年多的學習后，帶有“茅味”的醬香酒在常德試制成功，并且以古地名“武陵”來定酒名。

　　計劃經濟時代，優質白酒產能優勢成就瀘州老窖龍頭地位

　　新中國成立前，酒房多為自產自銷，也有專營的酒莊和兼營的雜貨鋪。白酒價格通常根據糧食價格確定，隨著糧價波動。新中國成立后，生產方面，國內白酒企業多屬小作坊生產，布局分散、管理粗放、技術落后，整個中國有1萬多個白酒作坊，白酒年產量也不過10.8萬噸。銷售方面，國家對酒類實行統購專賣制度，酒的銷售價格由國家統一管理，由各省市根據銷售情況確定出廠價與批發零售價。

　　隨著中國糧食產量增長，原材料相對充足，且國家為了保護傳統工藝且促進出口創匯，大力支持白酒企業發展，微觀上各酒廠通過整合提高生產效率，使得中國白酒產量由1949年的10.8萬噸增長到1957年產量41.5萬噸，期間復合增長率18.33%。茅臺酒產量也從1952年的75噸，增長到1958年的627噸。

　　1953年，中國國民經濟三年恢復時期結束，為了明確今后酒業的發展方針，中國專賣總公司以歷史悠久且已在全國有銷售市場、品質優良、制造方法特殊他區不能效仿、國內外獲得好評且為全國大部門人民所歡迎等四個標準，在103個酒樣（白酒19種）中評出了四大名白酒，即茅臺、汾酒、西鳳酒、瀘州老窖，排名不分先后。

　　1959-1961年3年自然災害，使得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釀酒的原料也供應不上。由于國內糧食供應緊張，國家政策除鼓勵農民積極增產糧食外，要求工業部門提高生產效率，盡量不用或少用糧食為原料。白酒工業的技術改革以節糧為中心，改造傳統工藝，液態發酵法應運而生。到1963年，全國白酒產量僅為46.1萬噸。

　　196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關于提高各種名酒、用糧食釀造的白酒、啤酒的銷售價格的報告”，各種酒銷售價格提高，并首先在縣城以上的城市及經濟作物區敞開供應。凡是有利潤的酒廠，出廠價一律不變，出廠價過低的報省政府批準調整。高價酒的利潤，實行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成制度。中央七成，地方三成。國營工業部門、糧食部門和其他部門附屬酒廠生產的名酒、糧食白酒一律由專賣公司包銷，不得自銷或自留。之后因為高價名酒積壓，于1963年高價名酒降價退出高價行列。茅臺零售價由16元降至3.6元，瀘州特曲酒零售價由12元降至2.5元，西鳳酒由10元降至2.7元，汾酒零售價由10元降至2.4元。

　　1963年10月輕工業部在北京又召開了第二屆全國評酒會，共評出全國名白酒8種，即五糧液、古井貢酒、瀘州老窖特區、全興大曲酒、茅臺酒、西鳳酒、汾酒、董酒；全國優質白酒9種，即江蘇雙溝大曲酒、哈爾濱龍濱酒、湖南德山大曲酒、廣西全州湘山酒、廣西桂林三花酒、遼寧凌川白酒、哈爾濱高粱糠白酒、合肥署干白酒、河北滄州署干白酒。由于后來評出了新八大名酒，這次評出的八大名酒便被稱為“老八大”。

　　第二屆全國評酒會過后，產生了四方面影響：一方面，名酒優質酒企業政策支持力度大，在調撥資源、技術支持、人才培育和流動方面享受很多優惠和福利。全國優質產品產量增加、質量提高，香型日漸明顯，度酒初露端倪；二方面，名優酒身價日漸抬升，對名優酒銷售起到了提升作用，名優酒的品牌影響力初現；三方面，全國各地酒企質優奪牌呼聲日趨激烈；四方面，促進了酒類行業科學與技術的進步，輕工業部組織了茅臺、汾酒兩個科研試點，科學地總結了名酒傳統生產工藝，去粗取精，不僅使名酒生產技術大大提高，而且起到了整個白酒的科技進步、產量增長、質量提高的大推動作用。

　　由于名酒價格過高，造成產品積壓，疊加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名優白酒產量越嚴重于產能。1964年茅臺酒廠有員工200多人，但產量只有220噸，虧損達80多萬。1965年洋河酒廠年產2159噸，1966、1967年下降到1600多噸。1973年茅臺酒產量僅200多噸，1977年產量達到750噸，銷量僅300多噸。

　　3斤糧食生產1斤純糧固態白酒,1.5-1.7斤糧食生產1斤酒精，而1斤酒精可以加工約1.5斤新型白酒。由于液態發酵法出酒率高、機械化程度高、勞動生態率高、輔料大幅減少，1964年液態發酵法開始大規模推廣。白酒產量從1963年的26.1萬噸增加到1975年的127.1萬噸，1978年的143.74萬噸，其中，液態法白酒的產量約占白酒總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期間復合增長率6.52%。

　　1977年中共仁懷縣委書記、縣長周高廉受任茅臺酒廠黨委書記、廠長。1978年改革開放，周高廉打破了“大鍋飯”，在廠里實行經濟責任制，讓職工多勞多得。同時厲行節約，實現企業增產增效。堅決貫徹質量第一的思想，從廠長、車間主任、班長酒師實行三級管理各負其責，提拔一批有實踐經驗的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到各級生產技術指揮系統中擔任領導職務，建立健全了生產技術科、質量檢驗科、科研室等生產技術職能部門，調整了某些部門的管理體制，定期總結經驗。使得1978年茅臺產量達到1000噸，銷售800多噸，實現了扭虧為盈。此時，沱牌曲酒年生產白酒能力仍不到200噸；郎酒仍是年產146噸的小酒廠。

　　1979年，輕工業部8月在大連組織召開了第三屆全國評酒會。分成四大基礎香型及其它香型去分組評比，且還按照糖化劑、液態酒、低度酒來進行分組。共評出全國名白酒8種：茅臺酒、汾酒、五糧液、劍南春、古井貢酒、洋河大曲、董酒 、瀘州老窖特曲。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新八大”。另有全國優質白酒19種，其中雙溝大曲（39°）為唯一的低度國家優質白酒。

　　雙溝大曲酒廠1979年產量為4003噸，1980年達到5192噸，1981年增至6196噸，1984年超8000噸。

　　1979年開始，瀘州老窖受商業部、輕工部、農林漁業部和省商業廳委托，先后開辦27期釀酒工藝和成品勾調訓練班。為多個省市培養了近千名釀酒技工和勾調人員。與此同時，國務院發布《關于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決定在擴大經營管理自主權試點企業中再次試行利潤留成制度。瀘州曲酒的技術支持推動了瀘州酒業的發展，到1984年，瀘州市曲酒產量超1萬噸。

　　1980年1月頒發了《關于國營工業企業利潤留成試行辦法》，在國營工業企業中逐步推廣。從1980年起，將國有企業財政繳款中的上交利潤改為繳納所得稅，稅后余利由企業自行支配，國有企業成為自主生產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小型國營企業在交納所得稅后，由企業自負盈虧，少數稅后利潤較多的，再上交一部分承包費。大中型國營企業交納所得稅后的利潤，除了企業的合理留利外，采取遞增包干、定額包干、固定比例和調節稅等多種形式上交國家。當年，瀘州曲酒廠被中商部確定為率先進行擴張試點的企業。1982年，瀘州大曲酒產量達到4000噸，在名酒中位居前列。

　　中央與地方財政“分灶吃飯”及“寓禁于征”的稅收負效應，刺激了白酒產業的發展。1984-1988年，貴州省擴大酒類生產，僅名優酒產量就由幾千噸增加到6萬噸。1985-1986年一年間，貴州懷仁縣就冒出了180多家酒廠，僅茅臺鎮就有50多家。到了1988年，中國白酒產量達到了467萬噸。白酒行業總體供求矛盾得到緩解，名優白酒依然緊俏，但普通曲酒已經出現供過于求的積壓現象。雖然1977年武漢酒廠產量已突破1萬噸，銷售收入上千萬，利潤上百萬。且1980年產量達到1.23萬噸，但是，優質酒產量僅有1701.25噸。且武漢酒廠的黃鶴樓酒為清香酒，而瀘州老窖為濃香白酒，以糧價為基礎的定價使得，瀘州老窖價格高于黃鶴樓酒。在優質白酒的先天產能優勢下，瀘州老窖成為白酒業龍頭。

　　橫向并購成就汾老大

　　1984年5月，中國食品工業協會主持了第四屆全國評酒會，評選會有24個省、市、自治區選送了148種酒樣參加評比，共評出十三種名酒：茅臺酒、汾酒、五糧液、洋河大曲、劍南春、古井貢酒、董酒、西鳳酒、瀘州老窖特曲、全興大曲酒、雙溝大曲、特制黃鶴樓酒、郎酒。優質酒27種。

　　1984年，杏花村地區掀起了釀酒熱，杏花村酒遍及全國各地。但因質量低劣，各地紛紛退貨，威脅到汾酒廠的聲譽。同時，經濟責任制的普遍推行，使得產品質量低、擠壓大、生產不景氣的酒廠向杏花村汾酒廠尋求技術支持。杏花村汾酒廠開始了橫向聯合的進程，組建杏花村釀酒集團，集中發展優勢名牌產品。1984年聯營前，山西杏花村汾酒廠生產白酒1378噸，利稅108萬元。1985年，有職工2726人，年產酒9000噸，其中汾酒5800噸，竹葉青3200噸，占當時13種名白酒產量的50%（譬如，古井貢酒1987年有職工1200人，年產飲料酒7500噸，產值1300萬元，稅利1100萬元）。年產值5862萬元，利稅3221萬元。1986年率先推行全面質量管理，獲得“國家質量管理獎”。

　　1987年汾酒廠開始實施承包經營，當年度即成為山西省第二利稅大戶，白酒產量突破1萬噸，實現利稅8831萬元（茅臺酒廠當年僅為1391萬元，五糧液也只有2209萬元）。1988年首批進入國家二級企業，稅利突破2億元大關。1988年到1993年，山西汾酒綜合經濟效益連續6年位列全國食品飲料行業和全國輕工系統及山西省第一名，成為白酒業龍頭。在1992年職工5228人，產能達到2.5萬噸，其中國家名酒1.3萬噸，優質白酒1.2萬噸。工業總產值4.25億元，利潤總額1.24億元，稅收2.84億元。

　　1984年，王國春出任廠長之際，五糧液就開始實施名牌戰略。面對名酒供不應求的形勢，五糧液選擇了“在質量中求生存，在品種中求發展，在信譽中求未來”的戰略決策，不盲目追求產量，而是提高產品內控質量標準，圍繞提高產品質量建立了現代化的管理組織體系。把產品質量提高了一個幾次，五糧液系列酒在一個酒窖中按質摘取，第一等為五糧液酒，第二等為尖莊酒，第三等為翠屏春酒。

　　1984年開始，沱牌曲酒廠開始對技術人員實行競爭聘任制，改革分配機制，個人收入與生產效益掛鉤，每年按3%的銷售收入提取企業科技開發基金以推動科技進步。與大專院校合作開發新工藝、新產品，根據酒類市場由低中檔向高檔發展、高度酒向低度酒轉化的趨勢，努力推出新產品，優化產品機構，提高市場占有率。同時，狠抓配套包裝的更新換代，完善監測手段，嚴控產品質量。到1988年底，沱牌曲酒廠職工近2100人，年產沱牌系列酒4.2萬噸，實現利稅1800多萬。雖然沱牌曲酒產能很高，但是因為未列入名優酒行列，銷售價格較低，使得利稅較少。

　　經過十多年發展，北京郊區二鍋頭酒產能達到4萬噸，但小規模低質量的小廠眾多，分成19個牌子低質低價自相競爭。通過與郊區廠橫向聯合，紅星二鍋頭產量由1986年的2000噸增至1987年的4000噸，1988年的8000噸，1989年達到13500噸。

　　1985年10月，曲阜酒廠開始開發出低度酒——38度的孔府家酒，并大力提高酒的質量。

　　1986年，山東蘭陵酒廠利稅嚴重滑坡，部分產品虧損。崔學文著手組織廠內骨干人員，吸取傳統工藝精華，嫁接現代釀酒技術，升檔降度增品味，推出了新型高檔酒，同時開發了30多個品種的系列酒。改用陶瓷瓶作為新包裝，打造文化酒。

　　1984 年瀘州曲酒廠被確定為首批在企業中全面推行 廠長負責制的單位。1985年至1988年，國務院批專款2800萬元對羅漢三車間進行擴建改造，率先在全國酒類行業中建起布局合理，配套設施先進，年產萬噸的大型釀酒基地。1987年獲國家二級企業稱號，1988年稅利突破億元大關，產銷量是郎酒、劍南春、五糧液、全興大曲四大名酒之和。但是，當汾酒、四特、西鳳等名優酒廠通過經濟技術聯合擴大名優酒產量、提高經濟效益的時候，因為瀘州老窖受政府委托對外技術輸出，使得瀘州曲酒廠經營效益較好，反而缺乏可以聯合的標的，只能自己投資擴大規模。使得汾酒借機超越瀘州老窖，成為中國白酒行業的龍頭。

　　價格闖關，茅臺陷入困境

　　1988年，貴州茅臺酒廠開始委托《人民文學》舉辦“茅臺”文學獎；1989年，茅臺聯合《經濟工作通訊》編輯部舉辦國酒茅臺杯微型經濟報告文學征文。開啟了文化酒的營銷與打造。

　　1986-1988年，釀酒原料、燃料價格持續上漲，部分酒廠由盈利轉為虧損，有的地方自行提高白酒價格。1988年，為了調節供求，引導消費，節約糧食,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國家發布《關于放開名酒價格和適當提高其他糧食釀酒價格的通知》、《關于名煙名酒放開價格和部分煙酒調整價格后征收產品稅、專項收入問題的規定》，放開13種名煙，13種名酒價格和適當提高部分高中檔卷煙和糧食釀酒的價格。酒在提價的同時提高產品稅稅率5％，酒的提價收入征收糧食白酒35％，并按國優酒30％、省部優酒25％征收專項收入。由于產量較小，4名優酒供不應求，茅臺、五糧液、郎酒、瀘州特曲的零售價格分別是原來的6-10倍。譬如，茅臺酒零售價產地每瓶由20元漲到120元，銷售地漲到150元，最高的漲到290元。此時，一斤裝的文君酒零售價為10.48元/瓶。

　　1989年，由于國家壓縮消費基金，特別是控制集團消費，禁止公費吃喝。買方市場取代賣方市場，一線名酒銷售遇阻，價格紛紛下降。譬如，到1990年，上海茅臺零售價由1988年的150元降至90元，五糧液由90元降至48元，郎酒由80元降至42.5元，瀘州特曲由75元降至32元，劍南春由42元降至25元，洋河大曲、雙溝大曲由38元降至24元，全興大曲由38元降至20元，古井貢酒由42元降至17元，董酒由24元降至20元，汾酒由20元降至18元，西鳳酒由20元降至16元，特制黃鶴樓酒由17元降至16元。

　　全國名酒價格放開后，而優質白酒和省級名酒價格仍由國家統一調整，價格相對較低，成為市場上搶購倒賣的目標。如洋河、雙溝等系列曲酒零售價均高于國家規定價格的15-40%。

　　價格放開疊加控制白酒消費，使得高檔酒受到巨大沖擊，茅臺甚至陷入困境。國家抽緊銀根使得1988年茅臺廠貸款計劃2650萬元、1989年流動資金貸款4140萬元，一分未得。懷仁糧食減產、原料短缺又導致茅臺被迫停產。茅臺價格過高使得銷量驟減，1989年一季度銷量較1988年同期減少一半多。

　　面對白酒市場遇冷，受到沖擊的中高檔白酒企業紛紛采取對策。

　　茅臺動員職工集資儲蓄，并縮減不必要的開支，緩解了流動性危機。在21個大中城市及時設立了茅臺酒專供點，擴大消費市場；變用戶登門取貨為送貨上門；建立新的規格，投放半斤、2兩、1兩等9種新規格的產品，使得銷售收入于1990年重新恢復增長。

　　五糧液采取“降價銷售、薄利多銷”的銷售策略，通過大量市場調查，不斷加強與客戶的聯系，改進產品包裝，提高服務質量。在全國各地先后選擇了168家實力強、信譽高、銷量大的主渠道公司作為特約經銷伙伴，保證了供銷渠道的通暢，減少了假冒產品的困擾。1989 年產值突破1.1億元，實現稅利5300萬元。

　　古井貢酒以銷售為中心，按照“鞏固原有市場，開拓新市場，抓好主渠道，發展多渠道，小批量多品種” 的銷售原則，加強了銷售力量。先后在全國建立了安徽市場、“三北（華北、東北、西北）”市場、沿海市場三大銷售區域，對促銷人員分區劃片，實行定額目標管理。由代理商制度向聯營制過度，實施“降度降價”、“保值銷售”、“中檔酒分流”等策略，成為市場上最暢銷的三種低檔白酒之一。1989年高、中、低檔產品銷售均創歷史最好水平，共計銷售白酒1.9萬噸，其中古井貢酒1165.91噸；銷售收入12641.17萬元，增27.01%，稅利合計4074.05萬元，但因價格下降，原材料上漲，利潤1166.6萬元較上年下降28.79%。

　　1987年，雙溝大曲年產量達1.1萬噸，實現利稅3500萬元，成為全國年產萬噸大曲酒的三大廠家之一。1989年，面對3000多噸積壓的大曲酒，雙溝大曲加速開發新產品，調整產品結構，推出優質46度雙溝大曲、33度雙溝特液連個新產品，并在當年第五屆全國評酒會上和原有兩個老產品（53度雙溝大曲、39度雙溝特液）一起被評為國家名優酒。1989年，雙溝酒廠由滯銷轉為暢銷，在消化1400多萬元輔材漲價的基礎上，實現利稅3500萬元。

　　洋河酒業主動執行國家對白酒的宏觀控制政策，調整了產品結構，把產量限制在1988年的12000噸以下，減少了高檔酒的比重，開發了中低價位的低度新產品，并使用了新穎別致的高標準仿冒標志和仿冒蓋。采取“避開官路（公費吃喝），鞏固城市，覆蓋農村，占領礦山，滲透沿海”的銷售戰略，在全國主要省份建立特約經銷處，1989年在集團消費下降90%的情況下，銷售收入達9000多萬元，利稅近3000萬元。

　　山東蘭陵在高檔優質白酒走俏的時候，采取了控制高檔酒、擴張普通酒的戰略，開發低價而又有高檔糧食酒口味的新型白酒。1989年，山東蘭陵銷售普通優質白酒2萬噸，創利稅2400萬元。

　　1989年1-6月，西鳳酒產品銷量僅為上年同期的1/3，銷售收入減少2600萬元，成品庫存達1400多噸。資金占用增加，西鳳酒廠不得不限制產量，停止擴建。為了解決問題，西鳳酒廠成立了以廠長為首的市場開發領導小組，變坐商為行商，制定了“立足三北、躋身沿海、面向全國、走向世界”的市場經營戰略，在全國20多個省市建立了80多個銷售網點和信息點，提高西鳳酒的知名度。同時，采取加強廣告宣傳、推出新包裝、搞好售后服務、加強銷售全過程管理，終于在1990年重回上升軌跡。

　　第五屆全國評酒會1989年在合肥舉行，共評出十七種名酒：茅臺酒、汾酒、五糧液、洋河大曲、劍南春、古井貢酒、董酒、西鳳酒、瀘州老窖特曲、全興大曲酒、雙溝大曲、特制黃鶴樓酒、郎酒、武陵酒、寶豐酒、宋河糧液、沱牌曲酒。

　　1989年第五屆評酒會上，文君酒質量與口碑俱佳，主要競爭對手是同一省份、同樣香型(均為大曲濃香)、同樣度數(均為54度、38度)的產自四川射洪的沱牌曲酒。評委將文君酒定為銀獎，為53種國家優質酒之一。文君酒廠廠長得知評選結果后找到評委會，揚言如果文君酒不能獲得金獎的話，就放棄銀獎以示抗議。最終，文君酒退出，山西的晉陽酒遞補文君酒獲得國家優質酒稱號。文君酒的退賽讓評酒會的權威性受到了挑戰，再加上坊間流傳評酒會的各種內幕，國務院下文要求停辦全國評酒會。

　　1991年，國家名酒17個，優質酒54個，白酒總產量524萬噸，但名優酒僅占10%，全國產銷名白酒更是只有4萬多噸，新型白酒（液態發酵酒）與傳統白酒各占45%。

　　在1991年白酒利稅10強中，1991年汾酒位居第一（銷售收入3.24億，利潤7506.76萬），五糧液位居第二，古井貢酒位居第三，茅臺位居第四，雙溝酒廠位居第五（銷售收入1.81億，利稅8303.55萬元），瀘州老窖位居第六（銷售收入1.39億，利潤2255.34萬），西鳳酒廠位居第七，山東蘭陵位居第八位，沱牌曲酒位列第九位（銷售沱牌系列酒9.02萬噸，銷售收入3.08億元），洋河酒廠位居第十。其中，汾酒、西鳳酒、山東蘭陵、沱牌曲酒為低檔酒；五糧液、茅臺酒為高檔酒；瀘州老窖、洋河、雙溝、古井貢酒為中檔酒。

　　在川酒中，銷售收入由高到低分別為沱牌曲酒、五糧液、劍南春、瀘州老窖、文君酒廠（產各類酒1.55萬噸，工業總產值7554萬）；利稅由高到低依次為五糧液、瀘州老窖、郎酒、劍南春、沱牌曲酒、文君酒廠；利潤由高到低依次為五糧液、瀘州老窖、沱牌曲酒、全興酒廠、劍南春、郎酒。

　　隨著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升，集團消費增加，名酒供應較少，出廠價與零售價差價刺激經銷商囤貨。如茅臺年產1200噸，去除200噸出口，內銷僅1000噸；五糧液年產也僅2000多噸，1992年名白酒價格呈上升趨勢，茅臺價格平均上漲38.5%，五糧液平均上漲42%；汾酒平均上漲16%。這個時候，汾酒本來有機會進入高檔酒行列。但是，當時汾酒選擇了“要造老百姓喝得起的名酒”的戰略方向，將高檔白酒市場拱手相讓，為汾酒掉入二線白酒行列種下因果。

　　待續：白酒江湖沉浮啟示錄②：消費稅開征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文/毛健（經濟學博士）